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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年底

    2020-08-25 02:27

    朱成山等专家建议:为遇难同胞送上一篇悼文或几句祭语,用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与悼念;打开电视、广播或网络,随时注意南京主会场的公祭仪式,在警报声响起的那一刻,立即停止手中的一切,在警报声中肃立、默哀;关注公祭仪式的细节设计,领悟“勿忘国耻,圆梦中华”的要义。此外,当天应尽最大可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原全国政协常委赵龙是最先在全国两会上建议设立国家公祭日的人。2005年3月,这份由49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的提案,成为当年两会的一个热点话题。

    据介绍,报告显示的伤亡人数指因日军军事进攻、飞机轰炸、屠杀虐待所导致的死、伤、失踪,以及在战争环境中因战争而造成的间接伤亡,包括伤残和病故的被俘者、灾民和劳工,不包括国民党正面战场战斗伤亡、八路军在北京抗战伤亡人数和敌后根据地的战斗伤亡。

    1942年12月20日,日伪军到平谷北寨桃园扫荡。李如奎、李如宽、李如祥三兄弟到山上隐蔽,其母亲、妯娌、妹妹、孩子在内的10个家人及丁家娘仨藏在磨盘沟的一个石洞内。日军发现后,架起机枪向洞内扫射,12人当场被残杀,李如奎小女儿未被打死,日军把幼儿从母亲身下抓出,先用枪托砸断胳膊,又活活摔死在磨盘石上。在此次劫难中,北寨村共有63人死在日军屠刀下。

    “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侵华日军滔天罪行中最典型的一例,但南京不是全部。”作为国家公祭日设立专家组成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告诉记者,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魔爪遍及中国各地,无数同胞遭遇杀戮。专家组经慎重考虑后认为,既然是举国公祭,应将更多的战争死难者作为对象。

    2004年年底,赵龙参观完纪念馆后从朱成山那里了解到,二战后,主要参战国政府纷纷推出国家级哀悼日,以国家公祭的形式来祭奠遇难国民。而我国作为二战战胜国,却没有类似的日子。“想法最早是朱馆长提出来的,我想可以把这个写成提案,到两会上呼吁。”赵龙说。

    朱成山介绍,1994年8月,他与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受日本民间团体邀请赴日证言,在广岛和长崎,看到那里对原子弹爆炸纪念的规模之大远超想象。“加害国日本尚且如此,我国是否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日?”朱成山不断反问。

    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周进介绍,从长城抗战开始,北京其实经历了12年抗战。日军对北京局部地区的占领和对人民的屠戮也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即已开始,因此不少地方调查抗战损失的时间实际为12年。

    既然国家公祭日以“南京大屠杀”定名,公祭时间也确定为每年的12月13日,为何公祭对象却如此“宽泛”?

    报告显示,抗战期间,除战场伤亡外,北京平民伤亡17045人,居民损失53亿法币,金融矿产遭大肆掠夺,文物方面20公里长城被破坏,故宫被掠夺珍贵文物2953箱。日军在北京制造了死亡5人以上的惨案即达130起。惨案中,日军对平民的杀害手段有百种之多,包括枪杀、犬咬、冻饿、病毒致死、性暴力致死等手段。

    高规格举行国家公祭,更需全民一起参与。自国家公祭日设立以来,越来越多的公众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在“万人坑”遗址边默哀,在“哭墙”前献花;数以千万计的网民,在国家公祭网和手机客户端上,进行网络祭奠。

    让人欣慰的是,今年2月27日通过的法案,明确公祭对象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及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被杀戮的同胞。

    在京郊,日军对妇女的性暴力几乎发生在每一次扫荡中。1940年3月,房山金鸡台村一名妇女,遭30多日本兵轮奸后,又被拉着双腿,劈成两半。1944年1月6日,日伪军包围平谷黑豆峪村,将一个年轻媳妇和一个姑娘剥光衣服,捆在大板凳上当众轮奸,其中一人饮恨自尽。

    赵龙的提案,最先出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的想法和委托。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化学武器死难者、细菌战死难者、劳工死难者、慰安妇死难者、三光作战死难者、无差别轰炸死难者……今年7月6日上线的国家公祭网主页,列出了七类遇难对象供海内外网民悼念。